“绿色北京”带来的城镇化思考

2011年9月5日，北京市发布了《北京市“十二五”时期绿色北京发展建设规划》。规划从绿色布局、绿色出行、绿色生产、绿色消费等多个方面，勾勒出未来5年的城市发展图景。其中，多项绿色规划指标远远走在全国的前面。

关于备受关注的拥堵问题，规划提出将通过把 医疗、教育资源向外迁移来缓解。但舆论普遍认为，拥堵问题的根本是人口过剩。外迁不仅不能根除拥堵问题，反而可能造成新的拥堵。目前，北京的常住人口已经 突破2000万，超过此前规划的2020年1800万常住人口的规划。2020年，北京常住人口可能会突破3000万。

因此，与纽约、伦敦、巴黎、东京等城市相 比，北京城市中心区的医疗资源、教育资源过度集中和分配不公，其实只是北京“大城市病”的表征之一。其根源在于快速集中的人口，远远超过了城市的配套能 力，超过了北京此前所预设的“超前规划”。在这一语境下观察，这部规划尚未超前建设郊区的基础设施，如市政、公用、水、电、通讯、污水等行业，还存在着先 管城、后管乡，或者重城轻乡、城乡分治的老框框。因此，北京绿色发展规划可以解读为“重症下猛药”的无奈之举，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反思中国城镇化的蓝本。

截至2010年，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 47.5％。对于这一数据，尽管普遍认为有虚高的嫌疑，但这不影响我国的城镇化人口总量已居全球第一的事实。而在“十二五”期间，这一数字提高到 51.5％，届时城镇人口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。而在各地，也都陆续制定了到“十二五”末的城镇化率目标。湖北要达到52％、河北要达到54％、海南要达到 56％，成都更是提出要达到69％。

城镇化本是一个多维概念，包括人口、地理、 社会、经济上的定义，但当下许多人讲的城镇化，很大程度上仅是从人口学的角度来观察，即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，其计算方式通常是用市人口和镇人口 占全部人口的百分比来表示。而我国城镇化人口的统计按国际惯例进行，即在城镇连续居住超过6个月，便统计为城镇人口。实际上，仍有10％~12％的城镇人 口是农民工及其家属，他们并没有充分享受到城镇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。比如，现行的就业政策和就业工作覆盖率，尚未惠及城乡所有劳动者；再如，农村的合作 医疗与城市的医疗保险还未统一起来；还有，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也未得到均衡化的发展。

今年上海“两会”期间，笔者曾递交过一篇提 案《关于以新城建设为重点提升城乡统筹水平、构筑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的八项建议》。在调查中，笔者发现，不少地方为了实现城镇化率的目标，竟然采取了“倒 推”的计算方式，把城镇率折算为非农人口，分解为每年应增加多少非农人口数，作为实现城镇化的阶段性目标。这样一来，提高城镇化率，就变成了一道简单的人 口算术题。

实现城镇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一定时期内， 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化推进的速度，必须与市场化的进程相适应，与其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相匹配，超出了这个能力就很可能出现就业不足、贫困人口增多、两极分 化严重等问题。北京绿色发展规划带给其他城市、特别是正在规划成为特大城市的城市，除了启迪，更多的应该是一个警示：当前，低成本推进城镇化的很多因素正 在消失和改变，已经实现的所谓城镇化率还有很多不真实的因素。城镇化建设，必须尊重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，量力而行，尤其是要把城镇化的发展思路交给市 场，以调动所有市场要素，来实行城乡统筹。如果仅仅把城镇化作为一个量化目标来奋斗，将会是一个新的误区。

来源：中国建设报 屠海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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